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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林:“斟酌汉魏”还是“唐承隋制”——唐高祖献陵与隋文帝泰陵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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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专题专栏

发布时间:2021-06-30 11: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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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唐代初期帝陵制度,文献中多说“斟酌汉魏”,学界似无异议。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隋文帝泰陵、唐高祖献陵进行全面考古调查与勘探,陵园布局、形制大体了然。两者相比较,覆斗形封土、并列两墓道、方形陵园、四方四门及门阙等特征极为相似,进一步印证“唐初即用隋礼”之说。


关于唐代初期帝陵制度的创立,学界往往采用唐高祖李渊遗诏“斟酌汉魏”、唐太宗遗诏“依汉长陵故事”的说法,认为唐代帝陵制度主要源自汉魏陵墓制度,或谓“汉制”,学者多持此说。并且认为唐代帝陵制度在长达200余年之间一直将汉魏制度奉为圭臬,笔者也曾持此观点。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隋文帝泰陵、唐高祖献陵进行全面考古调查与勘探,陵园布局、形制大体了然。两者相比较,覆斗形封土、并列两墓道、方形陵园、四面四门及门阙形制等特征极为相似,使得我们得有可能重新考虑唐初帝陵制度的来源。

一、隋文帝泰陵的陵园形制

隋文帝泰陵位于陕西省杨凌区五泉乡双庙坡村,是隋代开国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的合葬陵。地处渭北台原的南缘,地势较为平坦。1970~1984年文物工作者对泰陵做过多次踏勘工作,大致明确了陵园和“隋文帝祠”的位置和大体范围。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泰陵陵园遗址做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和调查,对其布局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图一)。


张建林:“斟酌汉魏”还是“唐承隋制”——唐高祖献陵与隋文帝泰陵的比较(图1)

泰陵由陵园遗址和东南的“隋文帝祠”遗址构成。陵园平面呈长方形,南北628.9、东西592.7米。现已探明的迹象有封土、玄宫墓道、四门门址、门阙、垣墙和围沟。经勘探发现,陵园夯筑墙垣的东墙址和北墙址大部分压于公路下,南墙址和西墙址保存状况较差。依据勘探所发现的9段夯土墙址,墙址宽度0.5~4.4米,大体可以勾勒出陵园垣墙的走向与结构。垣墙之外的西侧和南侧还发现有围沟。

陵园垣墙四面正中各有一门址,门外有一对平面呈梯形的门阙,除南门门址和门阙、西门门阙、北门西门阙保存较好外,其余门址和门阙已破坏不存。保存较好的南门址位于陵园南墙址中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5、南北宽13米,东、西两端与陵园垣墙相接,门址周围地层内发现大量砖瓦残块和白灰墙皮。此门址平面形制与尺度与唐代帝陵门址极为接近,如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庑殿式门址东西25.8、南北12.6米,残存夯土台基、夯土墙、砖铺散水、柱础石、门砧石等遗迹。……根据残存石柱础的间距,可知作为大门的庑殿进深两间、面阔五间,中间的三间设门,东西两间分别有东西向隔墙将之分为南北间。庑殿东西两端有山墙,与夯土围墙相连接”。桥陵陵园南门址东西26、南北11.3米,东西两侧与陵园南墙垣相接,从残存的柱础石、柱础坑、山墙等遗迹分析,亦为面阔五间的殿堂式大门。由此可以推定,隋文帝泰陵的陵园大门实为一座殿堂式建筑,面阔五间。南门门址南部约18米处有门阙一对,东、西两阙相距约42米。东西两阙平面均呈梯形,东西长约10、内端南北宽约4、外端南北宽约5米。两阙形制规模相同。

泰陵封土位于陵园内中心略偏东南部,夯土结构,在原地表上直接夯筑而成。现存封土呈覆斗形,底部东西约155、南北宽153、现高25.1米。在封土南部发现两条东西并列的墓道,形制和结构相同,东西间距23.8米。封土底部呈不规则的凸字形,向南延伸覆压墓道,表明封土是在墓主入葬后夯筑。

M1位于封土南部,由墓道、天井、过洞、墓室四部分组成,除墓室压于封土下未勘探外,其余部分全长78.7米,方向180°。长斜坡墓道平面呈梯形,南北长约17、南端宽3.4,北端宽2.7米。天井共7个,平面均呈梯形,深浅、长宽不等,南北长约4.6~5.4、东西宽约3.5~4.9米。M2位于M1西,结构及方向相同,除墓室压于封土下未勘探外,其余部分全长78.7、长斜坡墓道平面呈梯形,南北长约17、南端宽3.4、北端宽5.6米。天井7个,平面均呈梯形,长宽不等,南北长约4.7~6.1米,东西宽约4~5.2米。两墓葬的墓道、天井、过洞结构相同,只是位置和规模不同,M1大体居中,长度和宽度都比M2略小。M1、M2已探明的墓道、天井、过洞形制,与以往发现的关中地区大型隋墓并无二致,有学者将隋墓中全长40~50米。具有3~7个天井的大型墓葬列为第一等级。这些隋墓均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形制。2005年发掘的潼关税村隋代大墓全长63.8米,有6个天井,为迄今发掘规模最大者,其总长度仍不及隋文帝泰陵的M1、M2。

所谓“隋文帝祠”遗址为一夯土构筑的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84、东西宽约354米。西墙宽约10.9~12.8、南墙宽约10.1、东墙宽约16.4、北墙墙址宽约9.8米,南墙外侧有4处马面,北墙外侧有2处马面。城址中今存“大宋新修隋文帝庙碑”一通,螭首龟趺,碑文漫漶严重,无法释读,碑侧有宋人题刻。罗西章认为是“隋代所制祠庙之碑”,系宋人利用原碑改为隋文帝庙碑,此说或可商榷,以保存至今的唐泰陵“大宋新修唐元宗庙碑铭”、唐景陵“大宋新修唐宪宗庙碑”、唐贞陵“大宋新修唐宣宗庙碑”的形制及尺寸来看,均应为宋开宝六年所立。此处城址的城墙结构与泰陵陵园墙垣迥异,城墙基础厚达10米左右,最厚处达16.4米,特别是马面的设置更像是军事防御性质的小城,时代尚难断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城址中出土砖瓦、瓦当多为宋代,未发现隋代砖瓦,很可能是宋代建造隋文帝庙利用以前的城址所为,当称“隋文帝庙”遗址为宜。

二、唐高祖献陵的陵园形制

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献陵位于陕西省三原县城东北部约20公里处的徐木塬上。陵园封土、南神道位于咸阳市三原县徐木乡永合村地域内,下宫遗址位于塬下的徐木乡唐村;陵园北门位于渭南市富平县华庄子村,献陵陵园北建筑群遗址和陪葬墓区位于富平县吕村乡新庄村。

2010~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唐陵大遗址考古项目”对献陵遗址开展全面调查、勘探和局部发掘,所发表的简报刊布了此次调查的新资料。献陵遗址由陵园、封土、神道、陵园北建筑基址、下宫遗址、陪葬墓区构成,属于唐代帝陵中四座平地起冢的陵园之一(图二)。


张建林:“斟酌汉魏”还是“唐承隋制”——唐高祖献陵与隋文帝泰陵的比较(图2)

陵园四周修筑夯土墙垣,墙垣四面正中辟门,门址外各有石虎一对、门阙一对。陵园南门外为向南延伸的神道,神道两侧列置石犀牛和石柱各一对。下宫遗址位于陵园西南约1260米。陵园以北距北门址180米发现一处宫殿建筑群遗址,暂名献陵北遗址。陪葬墓区位于陵园东北,分布区域大致呈三角形,东西长约5、南北长约2公里。

陵园平面形状略呈方形,方向为北偏西1°,墙垣南北长451、东西宽448米。墙垣底宽约2~2.5米之间,夯层厚12~20厘米不等。垣墙基址两侧地面可见大量瓦片及白灰墙皮残片,瓦片中板瓦较多,筒瓦较少,偶有莲花瓦当残块发现。陵园墙垣四角筑有曲尺形的角阙夯土阙台,其中东南角阙基址保存较好。陵园墙垣四面中间原分别建有门,各门址保存情况不同,形制和规格相同。均由门址、门阙、门外列置石虎构成。西门址、南门址、北门址保存状况较差,唯东门址相对较完整,南北长26、东西宽14米,南北两侧与墙垣相接。门址外有门阙一对,现存夯土基础,外侧两次内收成三出阙的形制,南北长12.7~12.9、内侧宽7、外侧宽5.2米。

南门的门址与南门外西阙曾作发掘,门址破坏严重,仅存东西19、南北12米的夯土基础。门址北部清理出两处砖砌台阶或漫道迹象,西侧一处仅剩东侧边缘,依现存遗迹分析,并参考已发掘的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崇陵陵园南门遗址,原献陵南门应为殿堂式大门。南门西侧门阙夯土基址东西长14.5、阙体东边宽7、西边宽5.6、由东向西分三段渐次收窄,形成三出阙结构。

封土位于陵园内中部偏东,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底边东西长140、南北长110、高约20米。在封土南部探出2条东西并列的墓道,方向181°,西侧为M1,东侧为M2,长度均为61、两墓道间距为10.7米。两条墓道大部分压于现代建筑和水泥路面之下,但仍可探出墓道基本形状。西侧墓道略宽,4.9~5.5、东侧墓道略窄,4.0~4.8米。东侧墓道上勘探出3个天井,西侧墓道因现代建筑覆盖无法钻探,天井数目及结构不详。但足以证实文献记载贞观九年十月高祖葬献陵时,太穆皇后同时“祔于献陵”。

南门与石柱之间为陵园神道,长度404米,石柱与石虎之间有一对石犀牛,两石柱间距37米。

以往调查所标明的下宫遗址位于乳阙以南1210、偏西370米,现为三原县长城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所占压,2010年调查勘探时仅在四周发现少量夯土基址和大量砖瓦堆积,遗址整体面貌尚不清楚。原有“大宋新修唐高祖庙碑”一通,今不存。

在献陵陵园东北发现一组建筑遗址,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这处遗址作全面勘探和局部发掘,得知遗址平面形状为方形,垣墙为夯土结构,南北长223、东西宽221米,垣墙外围有一圈围沟,距离垣墙30、围沟上口宽2米,遗址的西侧围沟与北司马道中线重合。南垣墙中间偏西辟门,门址距离西南角88、距离东南角108米。门址仅发现两道东西向夯土基槽,东西26、南北6米,其中南侧基槽凸出垣墙,北侧基槽与垣墙连为一线。

献陵陵园外北侧发现的大型建筑遗址在所有唐陵中为仅见,建筑群坐北朝南,周环墙垣和隍沟,整组建筑呈轴对称布置。中轴线上安排两进院落,并有大型建筑基址,应该是一座礼制建筑。遗址出土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与献陵南门遗址完全一致,说明建造年代相同。我们推测这处建筑很可能是献陵最初的寝殿建筑群。依《唐会要》关于太宗亲谒陵的描述,可以见其端倪:

贞观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献陵。先是日。宿卫设黄麾仗。周卫陵寝。至是质明。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寮。蕃夷君长。皆陪列于司马门内。太宗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欷歔。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太宗入陵。悲号呜咽。百辟哀恸。有顷。云出于邱陵之上。俄而弥布。天地晦冥。礼毕。太宗出自寝宫。步过司马门。泥行二百余步。于是风静雪止。天色开霁。咸以为孝感之所致焉。

太宗先到陵园阙门,拜祭后即改服入寝宫,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后出寝宫,步过司马门,又进入陵园,整个程序连贯,表明寝宫当与陵园紧邻,不可能是远在陵园西南数公里的下宫,这处下宫有可能是之后从陵北寝宫移下来的。寝宫置于陵园之北,皇帝亲谒陵、公卿巡陵需穿过或绕过陵园,十分不便,后来搬至徐木原下的可能性很大。此外我们还注意到,陵园北寝宫遗址仅存基础,夯土包砌砖及散水铺砖人为拆除较彻底,不像年久圮毁的状态,或可作为佐证。

寝宫设陵园北侧做法与西汉帝陵相仿,西汉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的寝殿建筑均位于陵园之北侧。虽文献中未见到献陵寝宫搬迁信息,但有昭陵寝宫因火灾及供水不便搬至山下的记载。昭陵以后,唐陵的寝宫均建于陵的西南,距陵园南门1~2公里,晚唐以后称“下宫”。

三、斟酌汉魏还是唐承隋制

从以上隋文帝泰陵陵园与唐高祖献陵陵园的考古发现,很容易看出两者极为相似:1.两者均为方形陵园,夯土构筑墙垣,前者南北628.9、东西592.7米;后者南北451、东西448米。2.方形陵园墙垣正中均有门,前者门址面阔25、进深13米;后者面阔26、进深14米。3.门外有门阙一对,前者长10、宽4~5米;后者长12.7~12.9米,宽5~7米。4、封土均为覆斗形,前者底边长152~155米;后者边长110米。5.封土南侧均有两条长斜坡墓道,西侧墓道规模较东侧稍大。不仅整体布局和结构相同,规模也相差不大(图二)。

关于隋文帝丧葬,《北史》《隋书》均记载简略,大同小异。北史·隋本纪载:

(仁寿四年)秋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甲辰,帝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上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诏曰:嗟乎!自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国家大事,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八月丁卯,葬于太陵,同坟而异穴,士庶赴葬者,皆听人视陵内。

隋书·卷二·高祖下载:

(仁寿)二年……八月己巳,皇后独孤氏崩。(闰十月)壬寅,葬献皇后于太陵。

(仁寿四年)秋七月……甲辰,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欷歔。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遗诏曰:嗟乎!……但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乙卯,发丧。……八月丁卯,梓宫至自仁寿宫。丙子,殡于大兴前殿。冬十月己卯,合葬于太陵,同坟而异穴。

《北史》《隋书》记载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隋文帝所葬之陵名原为“太陵”,而非后代所称的“泰陵”。唐初武德七年高祖幸楼观,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太宗贞观十五年遣使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均直称“隋文帝陵”,《唐六典》说到“凡京畿充奉陵县及诸陵墓及庙邑户”,也是称为“隋文帝陵”。二是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合葬,而且是“同茔异穴”。独孤皇后崩于仁寿二年八月,当年闰十月葬于太陵,当时任命尚书左仆射杨素“营建山陵”,事成之后曾获褒赏。两年后的仁寿四年七月隋文帝崩,十月葬于太陵。

隋文帝遗诏中交代后事:“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至于陵园制度则只字未提。从考古勘探资料来看,择地于高敞的原上,筑覆斗形封土,方形陵园墙垣,墙垣四面正中设四门并有门阙,整体布局及结构显然源自汉代帝陵。但与西汉帝陵也有不同之处,明显的区别在于两点:一是陵园四门的门阙不像汉陵那样与门和墙垣连为一体,即连墙阙,而是离开门与墙垣筑于门外,即独立阙。二是不像汉陵皇帝、皇后各有一座陵园,而是在一座封土下有两个并列的玄宫,“同茔异穴”。两个墓道规模稍有差别,西侧的M1总长度(不包括墓室和甬道)78、墓道南端宽3.4米;基本居中的M2长度、宽度均小于M1,依帝后的尊卑,显然M1应该是隋文帝玄宫,M2是独孤皇后玄宫,从这一点来说,与西汉帝陵陵园中帝陵居西,皇后陵偏东北的情况略同。另,依勘探资料,封土南部压在两座墓道北侧的天井上,显然是隋文帝葬入之后才筑封土。独孤皇后先葬,玄宫居中,可能当时并没有考虑到文帝将来是否与之合葬,所以两年之后文帝合葬时只能偏向西侧。

关于唐高祖丧葬,《旧唐书》《新唐书》的高祖本纪、太宗本纪都只有寥寥数语,如《旧唐书·卷一》:“(贞观)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渐,下诏:‘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简约。’是日,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群臣上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十月庚寅,葬于献陵”。“其服轻重,悉从汉制”,而“陵园制度”只是说“务从简约”。《唐大诏令集》所收录唐高祖遗诏却明确有“其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句。

究竟以汉魏的何种制度来建造高祖陵墓?有《唐会要·陵议》详细记载了唐高祖献陵建造之前在朝廷展开一场讨论:“贞观九年,高祖崩。诏定山陵制度,令依汉长陵故事,务在崇厚,时限既定,功役劳敝”。于是秘书监虞世南谏曰:“臣之愚计,以为汉文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显。今之所卜,地势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陈周制,为三仞之坟,其方中制度,事事减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侧,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太宗一时难以决断,“付所司详议”。司空房玄龄等议曰:“谨按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伏愿仰遵顾命,俯顺礼经。诏曰: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今便敬依来议,于是山陵制度,颇有减省。”这场议论一波三折,各执一端,太宗最后的决断似乎是依原陵故事。高祖葬献陵时,窦皇后从寿安陵迁来祔葬。封土南侧探出的两条墓道正是高祖与窦皇后玄宫的“隧道”。

两汉帝陵陵园形制经多年考古工作已基本清楚,“西汉前期,帝后陵居同一个陵园,一般为长方形,面积较大。阳陵以后,帝后各置陵园,间距一般在450~700米之间,平面方形,帝陵边长400米左右,后陵陵园边长约350米。陵园四周筑夯墙,每面垣墙中央各辟一门。”光武帝原陵及东汉诸陵封土均为圆形,封土下只有一座墓,陵园呈长方形,四面辟门。陵园内封土南侧、东侧或陵园外东侧有寝殿、钟虡、园寺吏舍等建筑。以此来看,唐高祖献陵与两汉帝陵的陵园布局与形制相左之处颇多。正如上文与隋文帝陵考古发现的对比,献陵陵园周环方形墙垣,四面辟四门;门为面阔五间的殿堂式,两端与陵园垣墙相接;门阙内宽外窄;墓上筑覆斗形封土,封土南有两条墓道,西侧墓道较宽较长。这些特点与隋文帝陵相同。惟陵园四门外置石虎及神道列置石犀牛、石柱为隋文帝泰陵所无。四门所立石虎取站立姿势,造型与西魏永陵之神兽类似;神道所立石柱则明显仿照南朝陵墓造型,石柱座上雕刻两条盘绕的龙,石柱顶部雕刻蹲兽等特征无不与南朝陵墓石柱相仿,如萧绩墓石柱。献陵陪葬制度源自汉陵,文献有明确记载:“十月癸丑,赐先朝谋臣武将及亲戚亡者茔陪献陵”,“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岂异我哉”。

在制度层面上唐承隋制历代史籍均有提及,《唐会要·三七五·礼》:“武德初,朝廷草创,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礼官学士备考旧礼,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其中有凶礼六篇。《新唐书·一一·礼乐志》:“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太子入学、大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其中有“凶礼十一篇”。虽两者凶礼的篇数记载不一,武德初年“悉用隋代旧制”,贞观初年“因隋之礼”,所制贞观礼有凶礼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初唐袭用隋代礼制,陈寅恪有精辟论述:“《唐会要》及《旧唐书》之所谓古礼,参以新唐书之文,足知即为隋礼。然则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之礼,及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

从以上考古资料和文献的分析,隋文帝陵很大程度上模仿的是西汉帝陵陵园布局,但在玄宫、陵园门及门阙等方面多有变通。唐高祖献陵虽声称“斟酌汉魏”、“悉从汉制”,实际上直接以隋文帝陵为范本修建陵园,同茔异穴、殿堂式陵园大门形制、独立门阙的形制可为明证。陪葬制度源自汉陵,四门石虎及神道石犀、石柱则综合吸收南朝、北朝陵墓石刻作法,立为新制。可以说,唐高祖献陵近仿隋文,远追汉魏,综合了前朝诸多因素,为初唐陵寝制度奠定了基础。(图一为张博绘制,图二为田有前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