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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于兴师”到“百乐咸奏”——梁云《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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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6 08: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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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在研讨苏秉琦先生最早提出古代国家形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以及三模式(原生型、续生型和次生型)的理论与方法时,著名学者林沄先生指出,“夏、商、周、秦各有自己的开国史,而秦最具典型性,自襄公(古国)、穆公(方国)到始皇帝(帝国)三部曲,史籍记载和考古材料对应清楚”。关于秦的远祖,大体从春秋初年的襄公时期还可以追溯到夏末商初的山东地区东夷族,或中潏西行“在西戎,保西垂”(《史记.秦本纪》),或者后来在周成王时迁“商奄之民于邾(朱)圄(今甘谷一带)”(《清华简.系年》),秦人带着商文化因素,承托着周王朝的使命,与西垂一带的“西戎”部族在“同一片天空,同一个屋檐下”,或“鸡犬相闻,互通有无”,或“两面对峙,老死不相往来”,而多数则常常以“兵戎干戈相见”,一副错综复杂的社会族群关系铸就了秦文化具有独特的“东来西成”文化面貌。

  西垂地理范围所指,我的理解应该是今陇东和关中西部一带,也就是秦“九都八迁”过程中迁都雍城之前的地区。《诗经.秦风.无衣》大体上就是描述这一段历史过程中,表达了秦国军民团结互助,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战歌,表现了共同御敌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王于兴师,修我矛戟……王于兴师,修我甲兵”表现了秦国军民舞戈的大无畏,勇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秦在西垂的历史,以往仅见于支离破碎文献的简略记载,而且在对文献的解读中也往往出现理解上的失之偏颇。近年来,国家对早期秦文化课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工作的基础上,工作从多角度、多学科广泛开展起来,取得了诸多重大发现和认识,如大堡子山秦人宫室、陵墓的发现,礼县西山遗址,鸾亭山汉代祭天遗址,甘谷毛家坪墓地,张川马家塬戎人墓地,清水李崖秦人早期墓葬等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为还原《史记.秦本纪》记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物资料。

  早期秦人活动的区间,除了今陇东以外,显然还包括陕西的西部地区,汧邑(今陇县东南)是其翻越陇山的第一步,之后秦人沿着汧河便利交通到达汧渭之会(今宝鸡东),再一路东行,到达第五处城邑——平阳。按理说平阳有临渭平原,交通便利,但是短期的驻扎,秦人体验到两个方面不足:一是在对外防御上处于“居下临高”,周边高处围拢着强悍的戎人,不安全;二是来自自然环境的威胁,容易出现“大雨,毁平阳宫”的灾害,于是,再次迁都已势在必行。

  从西犬丘第一处城邑到平阳,前后经历五个地方,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生公伯,公伯立三年,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到周宣王即位,以秦仲为大夫,誓死捍卫周王室。秦仲死后,周宣王又召秦仲的儿子庄公昆弟五人领兵七千同西戎作战,终于夺回了被西戎占领的犬丘。秦非子养马于汧渭之间,为周王室抗击西戎贡献毕生。用“王于兴师”比喻这一过程,说明秦人在周王号令声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熬过了艰难的岁月。

  迁都雍城,是秦人实现宏大理想的睿智选择,如果说当初在西垂发现早期秦文化遗存,揭开了追忆帝国童年的序幕,那么,嗣后秦人开始东出陇山,尤其选择雍城为都,则是秦国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从《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到献公“二年,城栎阳”的近三百年都城沿革中,雍城一直作为秦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这在秦国都城邑沿革与发展过程中首屈一指。从以水御敌的“城堑河濒”到筑起规模巨大的城垣;从初期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城,到中期七平方公里的规划城市,再到十一平方公里的大城,其功能布局也从“庙寝合一”,到“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再到“突出国君地位,庙寝逐渐移出”的新格局出现;从城墙内部的修整到城外之城的出现,大都的气势和威武赫然显现。

  其实,雍城在东周时期为秦都,自秦献公东迁之后,这里虽然失去了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地位,但由于秦国祭祀天地及五帝的畤和祭祖的宗庙仍一度保留,当时诸多重要祀典如秦始皇加冕典礼、祭天礼仪中的“通权火”得以继续在雍城举行,仍然作为“圣都”而沿用,西汉时期,雍城郊外的“畤祭”场所,成为诸位汉帝莅临雍城“祭天”的“圣城”之地。

  石磬是古代打击乐器,周代“乐”有崇高地位,是权贵和身份的象征,“以乐侑食”是贵族的生活写照,“制礼作乐”则是礼制文明的标志。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石磬上铭文“天子匽喜,龚桓是嗣;百乐咸奏,允乐孔煌”,意思是说各种乐器演奏的乐曲,周王听后很心悦,赞同景公继续秉持共公与桓公的事业,执掌秦国。

  在雍城先后执政的二十位秦公,他们的苦心经营和文治武功,为秦国的发展把握着方向和前途命运,尽管有各种不足,相较列国而言,雍城时期的秦公总体素质不错。秦公们为秦国实现“后子孙饮马于河”的神圣使命做出了铭记史册的伟大贡献。

  西垂到雍城,秦国完成了从古国到封国的第一步,按照秦人努力方向,完成第二部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多年来取得的大量考古材料已经发挥了越来越多的文献作用,真正起到了证史、补史或者改史的作用,显而易见,文献中所记和在考古过程中的发现正一步一步走近。

  梁云先生教书育人,工作繁忙,尽管如此,科研工作从未中断,这些年先后出版了《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论早期秦文化的来源与形成》、《对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初步认识》、《非子封邑的考古学探索》、《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从秦墓葬俗看秦文化的形成》、《秦戈铭文考释》等论著20余部(篇)。《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既是早期秦文化考古成果的介绍,又是梁云先生研究的思考与总结。全书文字优美,是专业人员研究早期秦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也是公众了解秦文化的重要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