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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多角度视野下的石峁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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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专题专栏

发布时间:2022-06-20 10: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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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这是继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和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贺信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给全国考古工作者发出的时代强音,不仅高度肯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也为新时代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参与者和陕西项目的负责人,我深受启发,备受鼓舞,以下结合石峁考古工作与研究进展谈一点个人学习体会。


石峁城址是晋陕高原规模最庞大、结构最完整的大型都邑遗址,其横空出世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公元前第三千纪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时期规模宏大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室建筑、复杂的城防设施、精美的石雕与玉器等高等级遗存的发现,标志着晋陕高原已进入高度发达的文明阶段。


石峁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展现了与中原地区面貌迥然有别的居住形态、丧葬习俗、精神信仰、社会形态等多样性特征,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学术界对文明的概念和判断标准,是探索早期国家形成、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生业方式与生产技术、区域互动与文化交流、人群迁徙与族群融合等重大问题的重要实证。考古学研究表明,以石峁遗址为中心都邑的石峁集团,活跃于公元前2300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其族群活动以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为核心,势力范围在20万平方千米左右,代表了一支生活在我国北方地区势力强大的社会集团。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考古工作中的自然科学研究和跨学科融合。早在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度强调“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价值,“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


作为石峁遗址考古的项目负责人,从2012年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之初,我们就秉承“广聚天下英才”的团队建设宗旨,有计划地邀请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墨尔本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一大批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参与田野工作,深度开展了体质人类学、测年、动植物、古环境、古DNA、微痕与残留物、古建筑、天文历法等多方面综合研究,为理解谜一样的石峁古城奠定了科学基础。


然而,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终究还是令人吃惊和讶异的,如此强大的一个族群,如何产生、繁衍与发展壮大乃至消亡,究竟反映了怎么样的一个社会形态和历史现实,这一认知过程是艰辛和漫长的,绝非考古学家翻阅“地书”可以回答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我们深刻体会到,注重物质文化面貌的传统考古学,只有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技术方法和手段才能为回答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提供坚强支撑,才能不断拓展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


石峁考古发掘与综合研究中,我们积极践行学科交叉和学科整合研究,探索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来自不同机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各显神通。数百个来自世界不同科研机构的木炭、植物、白灰面等样品的碳十四测年和热时光测年数据,与考古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研究成果构成了互为倚重的“三重证据”,构建了以石峁为代表的晋陕高原新石器晚期精确而详细的时空框架和年代谱系。


古环境研究者在石峁遗址文化层及周边区域选择典型剖面,对剖面的沉积物进行粒度分析、孢粉分析、植硅体分析和磁化率分析,基本复原了古气候资料和环境背景、重建了遗址植被演替、温度和降水变化以及古地貌的演化过程。


参与石峁综合研究的体质人类学者和具有生物化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通过对出土人骨标本的生物考古学研究,全面探索了石峁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健康状况、生活方式及生业模式等问题:石峁遗址人骨标本的形态学和古病理学研究,提供了石峁古城不同性别、年龄、社会等级人群的人种特征、饮食结构和经济生产方式等重要信息;石峁城址及相关人群人骨中的微量元素和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了石峁人群的饮食结构、营养状况、生活方式、生存环境、迁徙路线等问题。


我们从考古学文化角度也认识到,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河套地区龙山晚期文化遗存有着深厚的区域文化渊源和传统,是根植于河套地区仰韶晚期以来久居于此的土著人创造的,她只是吸收了同时期相邻区域其他族群的部分文化因素。这一结论得到了对石峁遗址等晋陕高原史前居民骨骼进行古DNA全基因组测序、比对与分析结果的有力支持。


研究者们还运用动物生物学、植物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有机化学等自然科学手段,分析了石峁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揭示了石峁族群的生业模式:通过对动物遗骸的鉴定、测量和线粒体DNA分析,辨识了动物遗存的种类、性别、年龄、病理以及其他相关生物指标,揭示石峁集团获取动物资源的种类与特征、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居民肉食结构、家养动物饲养和开发方式;通过对炭化植物遗存、植硅体、淀粉粒等植物遗存的鉴定、测量和量化分析,辨识了植物遗存的种类,探讨石峁人群获取植物资源的方式、植物性食物结构、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演变历程;通过对动物遗骸中碳、氮、锶等稳定同位素研究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了家养动物的食物结构、来源以及不同种类家畜的饲养方式。


结合考古学文化研究,上述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多层次科学研究的初步结果揭示,石峁遗址古代居民与内蒙古长城沿线、甘青地区、晋冀地区、中原地区等周边人群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动与融合,在不断地交流与碰撞中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


同时,石峁考古团队也开展了石器、玉器、陶器、骨器、壁画、纺织品等出土文物的原料来源、生产技法、器物功能及残留物分析,揭示晋陕高原古代人群的科技水平与资源利用方式。石峁城规模宏大、保存良好,其营建技术的研究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建筑史学者运用建筑学、城市规划史学、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理论方法与技术手段,通过跨文化的案例比较,分析了石峁城址的选址理念、空间规划、营建技术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治理体系、宗教观念与人地关系,探讨了其在世界城建史中所处的地位。


近四十年余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目标发生了重大转变。基于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理念下的田野考古,科技含量不断提高,考古学家获取文物信息的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促进了考古研究由偏重物质文化史向社会史探索的巨大转变。作为社会科学的考古学,也前所未有的与自然科学产生了深度的交叉融合,其碰撞激发出来的信息极大弥补了依赖物质遗存说话的考古研究短板,成为考古学科走向深入、迫近历史真实的重要途径。


早在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比如,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又比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也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同时科学地判断,“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科学判断,也正反映了石峁考古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作为龙山晚期最大城址,石峁遗址以其宏大的建筑规模、复杂的城防设施、众多的精美玉器、农牧交错的地理区位以及其处于临界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关键时间结点等因素,促使学者们将其与“三皇五帝”或“夏”“夏代”等问题关联起来。石峁古城即黄帝部族居邑说尤为令人瞩目,在历史学界和社会公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外,关于石峁遗址性质还有尧帝避洪水所居之幽都、上古西夏都邑、大禹治水与共工斗争时被毁的“不周山”等多种说法。近来还有学者提出石峁城址的营建者为黄帝后裔的周人先祖或北狄先民的观点。当然,也有学者提醒,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的做法是危险的,并从世系年代、区域位置、筑城传统、陶器特征等方面提出石峁古城与黄帝都邑、尧都之所存在文化特征的不相称性和矛盾之处。


作为石峁发掘的主持人,石峁城址的性质问题显然是不容回避的。由于考古学注重实物资料的积累与分析,在没有获得充分内证性材料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不倾向于过早地将考古学文化或某一遗址背后的族群与上古历史人物的对照匹配。截至目前,我们只是强调,种种迹象表明,石峁城址已经跨入王国都邑阶段。在没有获得更多证据之前,可将石峁遗址定义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是4000年前后大河套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中心。


毫无疑问,石峁遗址作为北方地区的区域政体中心的过程,需要结合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综合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重新审视古史传说,探究史前文明嬗变与古史传说之间的关联,探讨王权的形成过程与古代人群、部族之间的联系。在石峁遗址研究中,从文化互动与文明交往的宏观视角探讨人群亲缘关系、社会结构、来源以及与周邻区域人群互动、融合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揭示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区与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之间是如何相互促进、碰撞融合的演化历程,以石峁为中心的河套地区与长江流域之间在文明化进程中的跨地域、跨文化间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尤为薄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石峁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其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同期文明的比较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我们将以石峁案例丰富文明构成要素、社会组织形态、社会治理体系、发展演化的模式,探索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与规律,比较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起源、发展模式,揭示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当然,这一研究可能需要建立协作机制,统筹设计一些重大课题。偏重于文化现象的阐释而缺乏基础理论的凝练是现阶段中国考古学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石峁或许可以成为将基础性考古的实践探索升华成为相关理论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实例。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考古工作任重道远”的殷殷嘱托,在石峁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中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我们相信,考古学研究中的多学科研究,是获得有关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分化、权力集中与政治管理、探讨社会结构与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文明起源、发展研究的重要手段,是不断迫近历史的真实、丰富历史图景的唯一路径。(作者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